摘 要：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档案界对陆晋蘧所著《档案管理法》展开激烈的讨论和批评。赞誉者认为《档案管理法》体现的科研与钻研精神值得学习，书中对档案工作存在缺点的分析、对档案工作者素质的看法、对档案工作的改革措施具有一定的实际指导价值。但大部分批评者认为书中观点多错讹，缺乏科学基础，且部分内容仍未脱离“旧政权档案学”的研究痕迹，与当时先进的苏联档案理论及实践毫不相干。这些讨论与批判所呈现的片面化倾向，及其所形成的意识形态干预学术评价的惯性，影响了学术争鸣的本来面目，也限制了这场学术讨论的意义和作用。

　　关键词：档案学术讨论;学术批判;陆晋蘧;《档案管理法》

　　20世纪50年代初，中国档案界对陆晋蘧所著《档案管理法》展开激烈的讨论和批评，开档案学术争辩式研究的先河。虽然讨论的重心集中于书中所论述档案管理理论方法的科学性和实践方法的可行性，然而从学术史视角进行考察，却触及如何进行科学的学术评介及如何对档案学遗产予以批判性继承等深层次问题。从这场学术批判的后续反思，尤其是20世纪80年代对《档案管理法》的重新审视来看，50年代的学术讨论呈现出片面化和意识形态化的趋向。因此，对这场学术讨论予以考察并总结其历史教训，对于塑造正确的学科史观、对于推动当代档案学的创新性发展具有现实启迪价值。

　　1 《档案管理法》的写作与出版背景

　　20世纪50年代初，全国档案事业百废待兴，档案学也正处于独立化建制的关键时期，很多具有学术价值和理论意义的档案学论著蛰伏于其酝酿期，仅有的部分著作囿于当时经济与文化的限制而仅作为内部参考尚未公开出版。但在这其中，陆晋蘧所著《档案管理法》当属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首部档案学著作，甫一出版即引起了档案界的极大关注。

　　陆晋蘧，1911年生，浙江省嘉善县人。在写作《档案管理法》之前，陆晋蘧于1949年4月曾出版《银行文书实务》(上海商务印书馆)一书;1949年12月，新政权建立后陆晋蘧被调至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任文书股长及办公室秘书，在此期间，陆晋蘧经历了档案整理分类混乱、文件归档缺乏标准、调卷困难、查找效率低下等状况，这激发其开始了为期两年的档案改革。在改革中，陆晋蘧主要负责领导制录卡片、编制卡片目录、研究系统分类纲目和档案保存时间等问题。为此，他细致研究了本机关档案工作的具体情况、学习了图书分类编目的方法，还在看病之机，学习了医院病历档案的整理。正如中国人民银行北京分行于1952年8月18日所发“关于新的档案管理法(半分钟调卷法)的参考资料”中写道：“这个办法主要脱胎于图书馆管理法与医院病历管理法，并结合银行问卷情况而产生……活页卡片目录是按照图书目录的精神改进的……档号是由医院的病历编号和图书馆图书编号方法改变而来的。档案类项表根据统计图表产生的。”[1]基于以上档案管理经验和档案改革实践，陆晋蘧从档案的系统分类编目、档案保存时间、档案管理主动性三方面提出了改革档案管理的“新法”，并将此“新法”于1951年正式施行[2]，实践证明这一“新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档案管理活动中显示出极大的优越性。1952年在北京召开的先进经验展览会上，陆晋蘧的档案管理新法得以公开展览，引起了社会各方的广泛关注，各地各机关的档案工作者纷纷学习，欲将此新法应用到本单位档案管理实践中来。此后，陆晋蘧为了将档案管理新法普及化，又进一步研究了全国各类机关的不同档案管理情况，并学习了苏联专家米留申的工作报告，尤其是米留申提出并倡议的档案分类原则，在此基础上结合我国不同机关的具体情况，研究总结了不同的档案分类方案。陆晋蘧将这些工作经验和理论研究成果加以提炼升华，最终成书《档案管理法》，于1953年9月由工人出版社出版。

　　2 《档案管理法》的主要内容

　　陆晋蘧在《档案管理法》中提出的“档案管理新法”，主要是指在档案管理中采用分卷管理法加速机关公文处理速度，加快档案查找效率，使档案工作由被动变为主动。书中“对于如何使用档案管理达到分类明确、排列有序、手续简便、调卷迅速的要求;如何使档案工作由被动走向主动，以加速机关公文的处理;如何采用分卷管理法，使档案不致堆积不必要的文件等，都提供了具体的做法”[3]。全书共分14部分，分别介绍了档案工作的意义和作用，过去档案管理的缺陷与今后档案管理的方向，档案管理的分工及对档案工作人员的要求等内容。

　　由于书中论述的档案管理法之“新”，可迅速改善新政权建立后档案管理混乱的现状，因此，当时的电台和刊物对档案管理新法予以登载介绍，且刊登之